编者按：本文跳出传统文学批评的框架，将《长恨歌》置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大语境中加以解读，兼具文学评论的深度、社会分析的锐度与人生感悟的温度，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深度随笔。作者汪虎乾以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为线索，不仅剖析了一个女性的命运与一座城市的变迁，更由此映照出当代城市人普遍的精神困境与生存状态。文章既有对文本的细腻解读，也有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在文学与生活、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起深刻而动人的联结。正如文中所言：“城市的价值，从来不是让你‘活成标准答案’，而是让你‘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这篇关于“城市与人”的现代生存笔记，值得每一位在都市中寻找自我的人静心品读。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长恨歌》于1995年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聚焦上海城市叙事与女性命运的经典之作。1995年首次出版，1999年获得《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2005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200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2018年9月，《长恨歌》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小说以女主角王琦瑶的人生为主线，从她少女时期在上海弄堂里的青涩懵懂，到当选“上海小姐”后的命运转折，再到中年隐居弄堂的平淡生活，直至晚年的意外离世，串联起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上海的城市变迁。作品用细腻温润的笔触，将王琦瑶的个人悲欢与上海的市井风情、时代浪潮深度交融，既描绘了弄堂烟火、流言蜚语里的市民生活，也暗含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渺小与坚韧的思考。这部小说成为王安忆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也让“上海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是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活动的中心，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这个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非常值得一读，是因为城市对一个人来说是划时代的变化，我们感到在城市里获得了无限的自由，但同时也感到一种迷茫，需要人们从一个追求目的性的生活转变成一个追求过程性的生活，都市它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外表和它的内核不一致，就外表上是很热闹，很繁华，琳琅满目，所以消费在城市里边是一个万花筒一样的这么一个绚丽，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它的内核是什么呢？内核还是一种非常专业化的劳动，就是它的分工体系，跟农业是不一样，农业都是一些业余的人，一会挖地，一会去做农具，一会养牛一会养鸡，是全包的，每个人都在劳动，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绝大部分人也都是业余的。

城市就不一样了，工业革命之后，原来普通的农民都分化了，修建水库需要工程师、地质师，修建高楼需要设计师，修建高铁需要铁路工程师，还需结构、电气等工程师等等。它是由一系列无穷的分工构成的。每个人在社会生活里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在城市里作为消费者欲望很大，作为生产者这个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在城市生活里会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费在引导你，特别是视觉在引导你，但是你能达成的部分是很少的，能实现的部分是很少，所以这里边人就有一种不平衡。

那么形形色色的人，在城市里边三教九流方方面面它构成了一个一个的界，就像精密的“功能拼图”，各领域都细分出多样业态。工业领域，既有生产汽车、电子的制造业，也有处理废弃物、净化水质的环保工业，还有研发芯片、生物医药的高端智造业，覆盖从基础生产到科技研发的全链条。商业领域，除了商场、超市等实体零售，也有电商、直播带货等线上商业，还有为企业服务的批发贸易，满足不同消费与经营需求。文化领域，包含博物馆、剧院等文化场馆运营，也有影视制作、文创设计等文化产业；金融领域，则有银行、证券、保险等细分板块，共同支撑城市运转与发展。

就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来讲，与周边的西安交大、地铁运营、酒店餐饮、园林公园等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分在一个个的界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有自身的职责，下面还成立组建了书法摄影绘画读书会等不同兴趣团队，其实我们每个人就分割在形形色色的这么一些界里，我们每个人在城市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位。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每年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参与城市的更新计划和再造工程，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历史机缘，他们改变身份的同时，注定要成为这段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今天城市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比100 年前被动的城市化复杂的多，丰富的多，也更能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随着城市旧城改造的强势推进，社区的结构与成分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市民生态出现了瓦解、消融。老规矩、老习惯、老观念受到了怀疑和颠覆，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再到城市化进程加速，人类对城市的认知始终滞后于城市发展的脚步。农业时代，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多停留在“防御堡垒”或“交易集市”的浅层概念；进入工业社会，城市虽成为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的核心，但对其规划、生态承载等深层规律的探索仍显不足。即便在当前大规模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依然有限。面对人口膨胀、资源约束、功能协调等复杂课题，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民生需求、如何构建韧性城市应对风险、如何传承文化脉络避免“千城一面”，这些问题仍在不断挑战并推动着我们对城市本质的认知深化，所以说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和体会在当下还是非常有限。

最开始读《长恨歌》，我以为它只是个民国爱情故事，可越读越发现，它写的哪里是过去的上海，分明是我们每个在城市里“找位置”的人。

我们总说“城市给了我们无限可能”，可真站在路口时，可能会像王琦瑶当年那样迷茫：想突破常规，又怕失败和跌倒；渴望真诚的联结，却总在陌生人的洪流里孤独；甚至偶尔会像她依赖李主任那样，想抓住点什么“确定的东西”，最后却发现，城市里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后来我才明白，我对《长恨歌》着迷，不是因为它的民国风情，而是它把“城市人的困境”写透了——从里弄的烟火气到职场的无奈，从代际的隔阂到深夜的孤独，王琦瑶踩过的坑、犯过的难，我们或多或少都遇见过。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是想借着王琦瑶的故事，说说我们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沉淀。

我之前阅读过茅盾的《子夜》，阅读过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两部长篇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上海发展变化和人物风貌。从另一方面来讲，近代以来，上海有着丰富的历史，却始终缺少一部通过个人命运书写城市历史的小说，《长恨歌》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上海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件。评委会对《长恨歌》的评价十分精准：“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作者用独到的叙事方式，书写了一位上世纪 40 年代平民出身、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包含着对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挖掘，对远离时代主潮、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妇女与弱者的深深同情，字里行间洋溢着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浸润出令人难以释怀的艺术感染力。”

不过从当下视角看，20多年前的这个评价仍有局限 —— 王琦瑶的一生未必是 “不幸”：她的生活脱离了常规，打开了许多女性未曾经历的生命维度，只是结局凄凉（死于意外）。评判她的人生，需跳出传统 “幸与不幸” 的单一标准，看到其独特的生命价值。这部小说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它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写出了一个城市的历史，而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但对城市的理解和体会却很有限。

一、王安忆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

关于写作缘起，王安忆说：“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我已经不记得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它的。”王安忆写《长恨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她想通过王琦瑶这个女性的一生，写出上海的历史沧桑。这就使得这部小说与一般的女性小说有所区别，它既要写出女性的个人史，又要写出城市的发展史。王安忆作为一个外地来到上海的人，她的视野比较宽，既有上海人的身份，又有一定的距离感，这为她创作《长恨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她出生于南京，一岁时随父母来到上海，其后经历了插队、在文工团工作等，后来回到上海当编辑并开始写小说，她的母亲茹志鹃也是著名作家，这些经历和背景都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长恨歌》以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弄堂里的女中学生王琦瑶的一生。

上海以其优越的东部海岸线中间，长江出海口形成的航运优势，西方国家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文化涌向上海，江浙一带大量财富因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而涌向上海，使上海在当时用百年的时间由一个小县城到国际大都会的惊天蝶变，在中西文明的交汇中淬炼成远东巴黎，展示了魔都的风华与时尚。上海当时有四种建筑类型，一是花园洋房，这是顶级住宅，多为独栋/联排，带花园、车库，装修精致，居住者以洋行高管、富商、名流为主，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二是公寓住宅，这是中上层选择，多层带电梯，户型规整、配套完善（如热水、暖气），居住者包括白领、专业人士、中等商人，兼顾舒适与便捷。三是里弄住宅，这是城市主流民居，分石库门等类型，多为2-3层联排，独门独户或多户合租，居住者以普通职员、小商户、工人为主，邻里关系紧密。四是简易棚户，这是底层居所，多为砖木搭建的简易房屋，密集拥挤、无完善配套，居住者以贫苦工人、流民为主，居住条件简陋。

弄堂住宅是魔都上海的一种。上海弄堂的兴起与历史紧密相关：19 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时，大量乡下财主涌入上海；1843 年英租界建立，后法租界、公共租界陆续形成。最初租界不准华人建房，但人口激增带来住房需求，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建房，需要大量的一种购买力，光凭着的一些外来的这种西洋人还是不行。人们借鉴英国工业革命后的 “联排住宅”（解决人口聚集问题），又融入中国 “院落” 传统 —— 里弄房有的简陋（仅上下层 + 阁楼），有的精致（带小院子，甚至石库门结构），成为上海市民阶层的主要居所。

王琦瑶就处于上海的“中间阶层”：她不住底层劳苦大众的 “滚地龙”（苏州河沿岸用席子搭建的棚屋，无自来水与像样道路）—— 底层人的目标很明确，比如女孩去纺纱厂当女工；也不属于住洋房别墅的上流社会 —— 上流阶层有专属礼仪，女孩从小学习跳舞、服饰搭配。对中间阶层而言，多数人 “低不下去，也高不上去”，一生在中层轨道浮动；但王琦瑶跳出了这个常规。比如《上海的早晨》中的女工汤阿英，作为从农村涌入上海的底层纺织女工，她全家挤在“滚地龙”棚屋，空间狭小、漏雨潮湿，紧邻垃圾场，卫生极差，孩子常因环境生病。日常为温饱奔波，工作在嘈杂的纱厂，需兼顾繁重劳动与家庭生计，生活被生存压力填满，是那个时候城市底层劳动者的缩影。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出身上海弄堂，虽非豪门，但居住在规整弄堂房子，有基本生活空间，家境温饱无虞。青年时当选“上海小姐”，接触上流社会，后期虽褪去光环，仍能在弄堂里过着有小资情调的生活，有闲情打理生活、与邻里交往，生活层次远高于底层劳动者。

里弄生活有其特质：既有生活的“原质性”，粗糙却自洽，充满人间情味，心里面也有很多愿望，然后小小的跃跃欲试，但是大部分人就是茶杯里的风波，那么一种激情，或者一种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就渐渐的消磨掉了，但是很有人间情味，比如说听听收音机，听听评弹越剧，关心一点股票行情，没有大的投资能力，但是也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余力。

也暗藏对外部世界的渴望—— 上海的夜晚对女孩们充满诱惑：夜色里边是一个什么呢？夜色里边是一个欲望的消费地，也是一个金钱的流动地，那个里边就是那些淑女们，所谓的淑媛，都是在上海滩的各种聚会，各种 party 里边流动，显得就是很多万种风情，比白天看上去忙忙碌碌的人群显得要妖艳多了。然后从这里面会辐射出去女性的那样的一种文化，这个在生活里边的那种气息，那种胭脂红，给人一种撩拨性等等。

二、王琦瑶的人生转折与关键关系

王琦瑶的生活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生了改变。王琦瑶的同班同学吴佩珍，她看到王琦瑶长得美丽好看，很想抬高自己的身价，装点门面，所以成了王琦瑶的闺蜜。所以想带她去电影场看拍片子，王琦瑶一开始有点矜持，但心里其实很想去，最后还是跟着去了。在片场，她看到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场景，这也拉开了她不一样人生的序幕。后来，导演觉得她长得可人，让她去照相馆拍片子，在这里她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人——摄影师程先生。程先生给人拍肖像，他以前看到的人多了，而这个王琦瑶一来，他一下子感觉到一个不同。

小说里写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王琦瑶走进他的照相间，他起先是不起眼的，因为光线的缘故，还有些暗淡。但那暗淡是柔和的暗淡，兴许就是这不起眼，才使程先生不设防的、有点悄然而入的意思。说他先觉得王琦瑶是马路上成群结队的女性中的一个，唤不起创作的灵感，每当他拍完一张却都觉得有一点新发现，是留给下一张去完成的，于是一张接一张便没了头，直到最终他依然还觉得有一个没完成。也就是说这个王琦瑶他身上是很有一种众生的这个东西是一种天性。就是一个人的他的性格，然后他的性情，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他自己的那种对生活的感觉等等。为什么程先生能看到？别人为什么不会这样感觉？程先生为什么能看到？因为程先生是摄影师，程先生有权利光明正大的去凝视这个女孩子。

如果我们换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在马路上看到那么个女孩子，然后就盯着看，一层一层，他根本就不可能，要不然觉得你是个流氓，要不然人家就会回避。而且其实也没有这种条件，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让你反复的盯着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然后这样不可能的，所以程先生是第一个凝视长久的凝视王琦瑶的人，而且是以从一个摄影师又是一个男性的角度，所以这个这时候程先生感觉原来也有一种美是以散播空气的方式传达的，是照相术真是有限。所以当王琦瑶离去，程先生忍不住会开门再望她一眼，也就是说王琦瑶有一种内在的东西，说正见他进了电梯，看见他在电梯栅栏后面的身影，真是这个就是他非常的有一种忍不住的追随，视觉的追随。说今天下午程先生在暗房里洗印拍好的照片，忘记了时间，海关大钟也敲不醒他，他怀了一种初学照相的时的急切，等待显影液浮现出王琦瑶的面容，但那时的急切是冲着照相术来的，程先生以前把底片放进显影液，因为是照相术，想早点看到一个影像，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时的急切却是对着人了，相纸上的影像由无到有，由浅至深，就好像王琦瑶在向他走来，他竟感到了心痛。

然而，外部的变化打破了程先生和王琦瑶之间温情的脉络。王琦瑶因为照片拍得好看，被人怂恿参加上海选美，最后得了第三名，成为了上海的三小姐。关于上海选美，却有其事，1946年上海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选美大赛。那一年，苏北地区久旱不雨，蝗虫肆虐，祸不单行的是天花、疟疾、霍乱等瘟疫性疾病同时突发，加重了灾情，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有相当一部分逃难到上海。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决定筹措救济款，举办“上海小姐”选举。这段历史被王安忆写进了长恨歌里面。在选美会场，她遇到了国民党大员李主任。在民国时代，女性做小妾或被养在外室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来衡量的。王琦瑶面对李主任的攻势，被他所提供的房子、钱和华丽生活所吸引，难以抵挡。豁然之间有了华丽的住所、宽裕的金钱、精致富足的生活，一下子通上了上流社会。但王琦瑶没有意识到，当时国民党已经风雨飘摇，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在展开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较量。李主任虽然表面上有权有势，但实际上也处于随时可能分崩离析的生活中。李主任对王琦瑶有一定的疼惜之情，他给王琦瑶租了房子，在兵荒马乱时还来看她，但最后他坐飞机失事去世了。王安忆在写王琦瑶和李主任的关系时，用了比较中性的态度，将他们相对隔绝的小叙事与时代的大叙事进行了切割，写出了两人在乱世中的身不由己。（见书P80）为什么女性对男性的负责有一种很高的期待，从远古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王琦瑶学了护士的技能，给人打针以此谋生。她在严家师母的麻将桌上认识了毛毛娘舅，也就是康明逊，康明逊是一个大户人家二老婆生的孩子，不是正出，而是庶出。康明逊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特质：从小察言观色，性格敏感细腻，却缺乏坚韧，小心甚微，没有正妻孩子的“坚硬”，虽有大户人家的从容与风趣，却因从未经历困难磨练，骨头里缺少 “硬度”。他对王琦瑶很温柔，两人有了孩子后，他却无法承担起给孩子一个名分的责任，不愿过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学习体力活、踏实谋生）而逃避。王琦瑶原本想去打掉孩子，她突然觉得如果不要这个孩子，自己这一生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内心深处的母爱和善良让她决定留下孩子。

王琦瑶的女儿微微生于1961 年，成长于新的时代，与母亲截然不同：微微青春勃发、恣意张扬，有自己的想法，最终与小林结婚后出国留学。这对母女的 “疏离”，折射出中国三代人的价值观差异：革命时代的人（王琦瑶的父辈）追求家国天下；改革开放后的人（王琦瑶）兼顾个人价值与传统责任（如对孩子的付出）；新一代（微微）更强调独立、自由与世界性视野。微微的 “出国”，也是上海作为 “国际都市” 的常见现象 —— 城市不断孕育新的可能性，也不断让人与人之间产生 “代际疏离”。

三、小说结局与《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结局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兴起了民国风，王琦瑶当年的上海三小姐身份可能会让她在这股风潮中获得一些价值，但她已经精疲力尽了。她曾经遇到过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等男人，但这些关系都没有让她真正找到归宿。老克腊因为得知王琦瑶的沧桑经历，觉得她过于复杂而离开了她。最后，王琦瑶因为金条被长脚迫害致死。

《长恨歌》这部小说突破了以往线性的叙事方式，写出了非线性的城市特质。城市里充满了偶然性，人们的生活随时可能碎片化、瓦解，也可能有突然的转机和新生。

王安亿小说借鉴摄影技巧，模糊了背景，突出了主体。即便再宏大、再热闹的场景，她也只专注于书写自己钟爱的主人公。对于不相关的叙述一概被她摒弃，对于相关的叙述则不厌其烦，饶有耐心，这使得小说除去简单的事件部分，那些幽深的叙述变得“扑朔迷离”，也更耐人寻味。

王安忆通过多声部的叙事方式，有时从高空俯视，有时用苍老的声音描述，有时从王琦瑶的角度出发，写出了城市感和人性的复杂。她还探讨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两种人。什么叫生活艺术化？就是很多人本质上是一个生活中的人，油盐柴米，婚丧嫁娶，他是一个主流社会的人。我们人性深处都是个性灵，我们都可以喜欢着音乐，喜欢着电影，喜欢着诗歌等等，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青春的时代，往往就会误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质，以为我就是个文艺的人，就是个浪漫的人。但是后面才知道，很难在这种文艺里面做出原创性的东西来，不可能靠着文艺来生存。然而在生活里边，比如说买房子、买车什么的，也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很多人到最后才慢慢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生活的人，他只不过是生活艺术化去做一个审美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是艺术生活化的人，核心是将艺术作为内在核心与生存底色，而非仅当爱好，把日常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每一个过程，都变成艺术表达的载体，生活本身就是他的“原创作品”。这类人不是脱离生活的空想者，反而能扎根人间烟火——比如做饭不只是为了果腹，会琢磨食材搭配的色彩、摆盘的美感，把下厨变成一场即兴的装置艺术；布置房间不只是为了居住，会用旧物改造摆件、借光影营造氛围，让空间成为自己审美趣味的延伸；甚至与人相处、处理琐事，也带着一种“创作感”，讲究沟通的节奏、解决问题的巧思，把平凡互动变成有质感的“生活剧本”。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是艺术的表现。那么程先生属于什么人？其实他本质上还是偏向于艺术的，这个人本质上是有点孤独的。所以他看到那个花花世界，然后都要来拍照，所以他看到的这个拍照其实看到的是相似性，他能看到相似性就很了不起。离那个艺术的本质就差一步了。程先生看到王琦瑶一下子能看到这样一种东西，这样一种感受，一种无形的东西。但是反过来王琦瑶看不到程先生，这是个问题。在片场看拍片子导演后来发现自己搞错了。为什么搞错了？这看上去他好像有一种非常的好看，然后有一种好像比别的女孩子多一点的这种神情，但实际上导演好像发现她的那一点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多一点点，并不是真正的一种自由的东西，有一种很艺术的东西。所以王琦瑶的一生中，她不是属于艺术生活化的人。艺术生活化的人碰到一起，会互相打开。程先生是一种始终没有被充分打开的人，王琦瑶更不可能打开他。王琦瑶不可能像程先生看她那样去看程先生。王琦瑶真正能享有的爱情，其实是跟李主任这样的人。这是一种带有本性的男女性的关系，一种强悍的男人发自本性的倾慕和依赖。可惜这两个又不得称，就是李主任不是需要王琦瑶这个小鸟依人。是需要她在的时候就在，不在的时候就不在，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发自天然的男女性的、一种自然性的相互的交融。王琦瑶一生没有真正的爱一个人，因为她没有在这个城市里遇到真正跟她对应的人。这也是《长恨歌》中 “长恨” 的一个体现，它比白居易的《长恨歌》更让人感到遗憾，因为王琦瑶和李主任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只是在时代的背景下，彼此有所依赖。

小说没有强情节冲突，而是写王琦瑶从少女到老年的几十年日常。语言的“细碎铺陈”，是感官化意象叠加和女性化细腻修辞替代直白陈述。如第一章，写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五节。这些若单篇拿出来，每一篇都是极出色的散文，却并非小说事件的主体。让叙事节奏慢下来，像“老上海人拉家常”，把王琦瑶的命运融入日常琐碎里。对喜欢“市井叙事”“细腻情感”的读者，这种语言极具“代入感”，能精准捕捉到生活的微末情绪，让人共情王琦瑶的悲欢，感受到上海弄堂的生命温度。对追求“强情节、快节奏”的读者，语言的“慢铺陈、无张力”会显得“拖沓零散”，尤其前期无核心事件的描写，可能让读者难以快速进入剧情，削弱阅读吸引力，有些人干脆就看了带头读不下去了。

四、阅读长恨歌，找到我们与城市的相处方式

《长恨歌》绝非一部仅供追忆的民国小说，而是一面照见当代城市人生存困境的“立体镜子”。当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突破1179万，当年轻人在“考编热”与“自由职业”间反复拉扯，当996的疲惫、催婚的压力、社交的疲惫层层叠加，王琦瑶在上海里弄的挣扎与选择，便成了每个在城市中“悬浮”的年轻人的精神注脚——它不仅解释了我们为何苦恼，更悄悄给出了与困境共处的答案。

（一）就业：从“稳定执念”到“可能性焦虑”，当代青年与王琦瑶的同款迷茫

王琦瑶当年渴望突破里弄的“固定轨道”，却在“上海小姐”的光环与李主任的庇护中迷失方向；如今的年轻人在“稳定”与“可能性”间撕扯。一边是父母苦劝“考编才是铁饭碗”，一边是互联网大厂裁员、传统行业收缩的现实， “学历错配”的焦虑，与王琦瑶“以为依附强者就能安稳，却被历史击碎幻想”的无奈如出一辙。

《长恨歌》恰恰打破了“努力就有确定回报”的农业社会逻辑：城市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就像王琦瑶从未想过李主任会死于空难，当代青年也不必因“没按预设路径走”而自我否定。那些看似“走偏”的经历——比如从大厂离职开社区书店的00后女孩，从设计院转行做宠物行为训练师的95后男生，都是像王琦瑶那样“打开生命可能性”的尝试，而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城市赋予青年的最珍贵的权利。

（二）职场：在“工具化关系”中守护真诚，王琦瑶的教训与当下人的突围

当下职场困境，在王琦瑶的人际关系里早有伏笔。王琦瑶与程先生的精神契合被时代打断，与康明逊的温情终因对方懦弱消散，这种“真诚难敌现实”的遗憾，正是今天城市人在职场中的日常：同事间表面“姐妹相称”，背地里却为绩效暗自内卷；职级晋升中各种心机的展现；强制参与的聚餐、周末拓展让社交变成负担等。

王琦瑶从未因关系的脆弱而彻底封闭自己——她依然会为程先生的照片心动，会为康明逊的温暖动容。这启示当下人：不必因职场的“工具化”而变得冷漠，用自己的真诚，彼此关心的氛围，大家相处轻松有温度，让工作里也满是人情味。都是抵御“职场异化”的力量。就像城市需要里弄的“人间情味”来平衡冰冷的钢筋水泥，职场也需要这些“不功利的联结”来守住人的温度。

（三）家庭：代际鸿沟里的理解与妥协，王琦瑶的“非常规”与青年的“自主选择”

王琦瑶当年“做李主任外室”“未婚生子”的选择，放在今天，恰似青年“拒绝催婚”“裸辞创业”的“非常规”——本质上都是对“他人定义的人生”的反抗。如今的年轻人，一边承受着买房的经济压力，一边要应对父母“30岁前必须结婚”“女生不必太拼事业”的催逼：某婚恋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超50%的90后因“催婚”与父母爆发争吵，30%的女生因“被劝回归家庭”放弃晋升机会。这种代际冲突，与王琦瑶“里弄邻居的闲言碎语”“家人的不解”如出一辙。

《长恨歌》的价值不在于“鼓励对抗”，而在于“坚持自我的同时保持柔软”。王琦瑶从未与里弄的生活彻底割裂，她依然会听评弹、关心邻里；当代青年也不必与父母站在对立面——聊一聊工作中的成就感，让他们看到“稳定之外的人生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就像王琦瑶用一生证明“里弄女孩也能有自己的活法”，让父母理解“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四）人际：孤独时代的“轻联结”，从王琦瑶的遗憾看青年的社交智慧

王琦瑶一生最大的遗憾，或许是从未拥有一段“长久且真诚的关系”——程先生的错过、李主任的离世、康明逊的逃避，让她最终在孤独中走向死亡。

这种“城市孤独症”也表现在今天的城市人身上。

当手机屏幕的光亮成为睡前最后的陪伴，当沉默的间隙被短视频的音效填满，当“独处”从一种生活选择沦为令人不安的状态，现代人正集体陷入一场无声的困境——我们拥有了比以往更便捷的连接方式，却失去了与自我对话的能力。一份职业不再能承载一生的稳定，一个社区不再能维系几代人的情感，甚至“成功”的定义都在算法的推送中不断迭代。这种不确定性让个体陷入存在危机——当无法从固定的社会角色、长期的人际关系中确认自我时，消费便成为最便捷的“锚点”。商家深谙此道，商家会放大正常的发际线高低差异，将轻微的额角留白或随年龄增长的正常发量变化，定义为“发际线危机”“秃头前兆”，甚至暗示其会影响个人形象、社交机会乃至职业发展。原本只是审美层面的发型偏好，被转化为“不解决发际线问题就是不自律、不注重自我管理”的伦理焦虑，最终引导消费者购买防脱洗发水、生发精华、发际线粉等产品，陷入为伪需求买单的循环。

将审美差异转化为伦理焦虑：当“不够精致”等同于“不够道德”，“不消费”等同于“无价值”，个体便被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用购物、社交、信息浏览填满所有时间缝隙。数字技术的普及，则为这种依赖搭建了“牢笼”，彻底瓦解了独处所需的心理空间。互联网消费与社交制造的“虚假连接”，让个体误以为自己永远处于“热闹的场域”：直播间里的集体抢购、社交平台的即时互动、算法推荐的“同频内容”，都在营造一种“永不落单”的幻觉。但这种连接本质是碎片化、功利化的——我们能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因同款商品点赞，却不知邻居的姓名；能在短视频评论区畅所欲言，却难与家人进行一次深度对话。更致命的是，数字技术重塑了个体的感知习惯：当大脑习惯了每10分钟一次的信息刺激（如消息提示、点赞通知），一旦陷入无外界干扰的独处，便会因“刺激真空”产生无所适从的恐慌。

社会不只是街上的人和手里的物，它更像一张由观念、情感和制度织成的“隐形网络”，而现代人越来越怕独处，问题就出在这张网断了。先看“观念的网”如何捆住我们。商家早把“消费=自我价值”的公式，通过广告和社交媒体悄悄塞进每个人心里。于是，“不买就不够优秀”成了默认规则，这种无形的规训比强制要求更厉害——穿衣服不再是为了表达自己，而是证明“我跟得上”；审美也不是个人喜欢，反倒成了“会不会做人”的标准。这样一来，谁还敢独处？生怕一静下来，就会怀疑“我是不是不合群、不够好”。再看“情感的网”如何离我们远去。以前的小菜摊、理发店不只是买卖东西的地方，在那儿跟老板唠两句家常、跟邻居打个招呼，就能攒下实实在在的归属感，心里也跟着踏实。可现在呢？线上的点赞、评论看似热闹，却连一句真心的问候都装不下，更别提沉淀出深层的情感。当我们没法从真实的互动里找到生活的意义，独处时面对的，就只剩一个空荡荡的自己。

源于社区结构的深刻变化，当下邻里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大家居住大杂院，或单位的公房，居住空间狭小，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但左邻右舍的相互帮助、抱团取暖也是市井常态。如今住房条件大为改善，但是进入新的社区后，城市人的性格变逐渐变化了，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以至于同一楼层的邻居都不知道姓什么，似乎被人知道了大概，就暴露了隐私，会造成不可预知的损失，被对方看低一头。所以在农村人眼里，城市人的形象又加上了——冷漠、自私、矜持、傲慢。当然这也有其一定社会存在理由。从当下人们的生存状况看，城市的结构,决定了生存空间相对私密，人与人之间则是裹挟了各自的底细，坚决而柔和地守住自己的方寸之地，似乎也显得也比较重要。以前城市人在大院子里相互照顾，现在通过购买服务就能完成以前邻居们的关切，所以想与邻居贴近关系似乎也不急切了。

过去是“见面自来熟，无话不可言，煮茶称朋友，斗酒成兄弟。”而现在是：“见面互加微信，从此不相往来，偶尔一声问候，忘记对方是谁。”《长恨歌》给当下人的启示是“学会轻联结、重质量”：不必勉强自己参加不喜欢的聚会，不如和志同道合的热爱学习喜欢阅读善于思考的有缘人组成读书会；珍惜当下的真诚陪伴就好——就像王琦瑶虽然失去了很多人，却依然珍藏着程先生拍的照片、李主任留的金条，这些“片段式的温暖”，正是对抗孤独的良药。

最终，《长恨歌》的“长恨”，不是对悲剧的哀叹，而是对城市生存本质的清醒认知。它告诉当下人们：城市的苦恼从来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城市本就如此”——有机会就有竞争，有自由就有迷茫，有联结就有离别。就像王琦瑶的一生，虽然坎坷，却从未活成“千人一面”的里弄女孩，当下人们接纳不完美，珍惜过程中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段真诚，在不确定中寻找自我节奏，这便是王琦瑶的故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城市的价值，从来不是让你“活成标准答案”，而是让你“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

（此文为作者在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银龄读书会第2期“我喜爱的一本书或喜爱的一篇文章”的分享，未作删减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