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刘宽新及他的女儿合影留念

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一次见证历史变迁的探望

9月11日下午，借到三桥办事的机会，我拜访了刘宽新同志。他住在后围寨安置小区的32楼，虽有些高，视野却极开阔。140平方米的居室，窗明几净，有保姆照料，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刘会文领我进门时，他刚睡醒，正从卧室缓步走出。步伐虽慢，却一步一稳。我上前握手，那只手温热而有力。

92岁的老寿星了，视力仍好，一眼就认出了我，不用介绍、不用提醒，就像昨天刚见过。他偏爱坐高椅子——那是子女特意为他定做的。坐下后，他从容招呼女儿倒水，言谈间气度依旧。

三桥这地方，在他出生时还属长安县，因此他始终自称长安人。“未央，原来也是长安。”若有人说他是未央人，他总这样认真纠正，眼里闪着对故土的深情。

长安与未央：岁月流转中的区划变迁

刘宽新同志对长安的执念，源于一段复杂的历史沿革。他常说：“三桥在我出生时就是长安县的。”这话确有来历——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设12个区，其中城区8个、郊区4个。1954年调整行政区划，将12个区合并调整为9个，定名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长乐区、雁塔区、阿房区、未央区、草滩区、灞桥区。

1957年4月撤销长乐、未央两区建制（并入灞桥区），市辖区减为7个，将草滩区更名为未央区。1958年11月将长安、蓝田、临潼、户县划归西安市。1965年撤销灞桥、雁塔、阿房、未央区建制，辖地合并为一个郊区。1980年3月，撤销西安市郊区，恢复灞桥、未央、雁塔区建制。

说到这些变迁时，他目光望向窗外，仿佛穿越时空：“那时候，未央区还没正式成立呢。”未央区于1980年3月才正式恢复建制，而长安县则在2002年撤县设区。

三桥：从西汉古桥到西安西大门

我们聊起三桥的历史，刘宽新同志更是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三桥这个名字起源于西汉（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修建建章宫，宫殿南有皂河，河上有便门桥，便门桥又称三桥。这里是西安的“西大门”。

“唐玄宗当年就是从三桥一带逃出长安的......”他缓缓道来。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的叛军攻破潼关，唐玄宗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保护下，“经过三桥一路逃出长安”。

明清时期，三桥正式建镇，成为西安城西行的必经之路，东、西方的货物均聚集在这里，是方圆数十里的商贸中心，也是明清长安八大名镇之一。抗战时期，很多河南、山东逃难的人在这里聚集。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渭河，攻占三桥地区，在三桥后卫寨设立临时指挥部，并在当天解放了西安城。

长久的记忆与时代的见证

刘宽新同志的记忆深远如史，从旧中国百废待兴，到新中国建设，再到今天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如今他仍每日看新闻，知悉西延高铁过高陵，观看九三阅兵，关注洪秀柱访大陆消息，期盼国家繁荣，和平稳定，两岸统一。他思维依旧敏捷，语言流畅、层次分明。我能看出，他是真高兴有人来看他——目光中有不易察觉的欣慰，也沉淀着近一个世纪的风云。

他记忆力好，身体也不错：能看手机，能不拄拐行走，能自己吃饭睡觉。天气好时，还能下楼去院子里转转。

临别时，他执意送我们到门口。刘宽新是我在未央区委政策研究室共事四年多的老同事，借此机会，我转达了高勤主任、马志刚主任和其他同事的问候，他听了十分高兴。只遗憾我们走得太急，“没能多说说话”。

岁月沉淀的人生历程

刘宽新同志1951年在长安参加工作，亲历土改、查田定产、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走过“四清”与“文革”。1980年郊区分区后，通过老领导——时任未央区委书记的张家谋，调到未央区工作，参与过未央区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93年从区委政研室退休，目前是这个单位最高寿的退休干部。他的人生轨迹，恰如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缩影，见证了从县到区、从传统到现代的沧桑巨变。

告别时窗外天光正好，照见他含笑的眼神。那一瞬间，仿佛时光知味、岁月沉香。长安与未央的边界或许随着时代变迁而调整，但老同志心中的故土情怀与温暖记忆永远不变。

（作者系未央区住建局退休干部、未央区作协副主席）